1958年夏天股票配资知识网首选，长江水面上波光一片。武汉江段，毛泽东像往常一样，下水畅游。江风很大，岸边的人纷纷抬手遮太阳，远远看着水中的身影。站在船上的张治中，握着栏杆，忍不住劝了一句：“主席，还是注意身体要紧。”毛泽东回头笑了笑，招手示意：“你下水才更好。”张治中摆摆手：“我不行，水性差得很。”一句轻松的推辞，把两个人几十年的来往，也拉回到更远的岁月里。
这年秋天，在武汉的一场舞会上，江青主动走向张治中，伸出手，请他跳舞。毛泽东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打趣：“你也下海了，可见文化程度提高了。”这一句带着笑意的调侃背后，其实藏着两个人二十多年间从敌对阵营到惺惺相惜的复杂历程。
有意思的是，要弄清楚那一支舞为什么值得一提，还得从1945年那个风云突变的夏天说起。
一、从“土包子”到“领袖气度”：三到延安的转折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。重庆的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紧绷气氛，战事刚熄，内战阴云又起。就在这时，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。在很多国民党要员眼里，这几乎是一件“不可能”的事。
张治中当时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，又是总统府侍从室主任，出入都是核心权力圈。他对毛泽东的印象，说得直白一点，完全来自国民党多年宣传：土得掉渣的“山沟头人物”，缺乏教养，缺乏见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蒋介石决定派他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时，他心底很难说没有成见。
8月下旬，张治中第一次踏上延安的黄土地。窑洞、黄土坡、简陋的办公桌，与重庆的官邸、礼堂相比，有着截然不同的气息。但真正改变他印象的，不是这些表象，而是当面接触的几句谈话。
张治中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短暂交谈，次数不多，篇幅也不长，却给他留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宣传口径的形象：说话从容，思路开阔，谈笑间带着幽默，又不失宽厚与自信。他后来回忆，在延安短暂停留，就感到“人心齐、空气新”，这种感觉，与他在国民党机关里习惯看到的那一套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从延安返回重庆，毛泽东住在哪里成了大问题。红岩办事处条件简陋，又易暴露；周恩来住的曾家岩50号地方狭小，设备也不理想。考虑再三，周恩来看中了张治中的官邸桂园。谈起此事，张治中爽快得很：“毛先生住的地方你别担心，我的府邸腾出来让毛先生住。”
得知毛泽东只带了一个警卫员，他又主动提出自己政治部的警卫多是家乡子弟兵，可以承担保卫工作。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，但态度足见诚意。周恩来问他家里人住哪儿，他笑着回答：“重庆这么大，哪儿找不到住处？”
8月28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等人在他的陪同下抵达重庆。此后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，剑拔弩张，暗流涌动。周恩来始终为毛泽东的安全忧心忡忡，私下里曾对张治中直言，希望能尽快签好协议，让毛泽东早日返延安。张治中轻轻一句：“我既然接毛先生来，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。”态度坦率，又带一点旧式军人的担当意识。
10月8日晚，张治中为毛泽东举办盛大欢送会，宾客五百余人，气氛热烈。欢送会落幕的三天后，他亲自陪同毛泽东乘专机返回延安，这也成了他第二次踏上延安的黄土高坡。
延安方面专门为他准备了欢迎宴。第二天，毛泽东亲送他去机场，一路上聊得很平和。毛泽东忽然说：“你是真心要和平的。”张治中有些好奇，追问一句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毛泽东提起往事：他知道张治中曾将国民党办的《扫荡报》改名为《和平日报》，也知道他撤销由康泽掌管的集中营。这些举动，在国民党内部并不好做，却是真正为缓和局势出力的事。
第三次延安之行，则发生在1946年3月4日。这一次，他陪同的是美国总统特使、退役军人马歇尔，肩负调停国共争端的任务。晚宴上，张治中幽默地说：“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，将来写历史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！”半句玩笑，半句心境。他已经清楚感到，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政党，有一股向上的力量。
毛泽东却笑着接了一句：“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，怎么只说三到呢？”张治中回答：“和平实现，政府改组，你们应该搬到南京去了，再来延安的机会就少了。”这段插科打诨，背后却是现实的沉重——调停最终失败，全面内战爆发，双方不得不走上兵戎相见的道路。
张治中想促成和平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无能为力。立场、身份把他架在半空，进退都不轻松。
二、北平留与回：两难抉择中的主动转身
到了1949年，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失去悬念。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，南京政府摇摇欲坠。为了寻求体面收场，国民党不得不派出代表团北上谈判，张治中被任命为首席代表。
4月1日，他率代表团抵达北平。第二天，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设宴招待。握手时，毛泽东笑容很熟络：“谢谢你重庆谈判时的热情招待！在重庆你用酒席招待我，送我回延安时，我只能用小米招待你，抱歉得很呢！”一句轻松的话，把三年前的往事重新拎了出来，既是调侃，也是一种记得清楚的心意。
席间，毛泽东问起张治中家里情况，细致打听，语气格外真诚。酒过几巡，他还特意征询对国家建设的意见。张治中提出“苏美并重”的外交思路，在当时来看，确实有一定前瞻性。
接下来的十多天，双方代表团围绕《国内和平协定》草案展开谈判。4月13日，中共方面形成了文字稿。张治中拿到手，仔细一看，心里一沉：这份协议与南京方面的预期差距太大，在核心问题上几乎完全对立。谈成的可能性非常渺茫。
果不其然，协定送到南京后，代总统李宗仁犹豫再三，下野的蒋介石更是拍案而起，怒斥不断。最终，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，北平和谈宣告破裂。
4月21日，李宗仁电告张治中，对他“仰俯无愧”表示慰勉，同时催促代表团择机返宁。张治中按计划准备24日带队返回，但代表团内部已经分成两派：有人坚决不愿回南京，希望留在北平；也有人主张回去“复命”，遵守旧式官场伦理。
张治中对这种分歧早有心理准备。他对全团说得很明确：“我们是来和谈的，和谈既然决裂，理应回南京复命。同志们行动可以自由决定，但我是首席代表，不能不回去复命。”这话有点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味道，既是出于责任感，也带着旧道德观念的束缚。
另一方面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判断，国民党代表团里，有不少人不愿意再回南京，而张治中是一位值得争取的对象。周恩来提前安排上海地下党把张治中的家人接到北平，又请李立三、林伯渠等人多次劝说，希望他不要一头扎回旧阵营。
周恩来对他说得非常直白：“你们回去，国民党那边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。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，现在不愿意再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。”话里提到的“姓张的朋友”，显然是指张学良。这句对比，很有分量。
张治中本是出身贫苦，少年时颠沛流离，干过各种辛苦差事。这段经历，让他对共产党强调的“朴素作风”和“务实态度”不难产生共鸣。后来之所以在国民党站稳脚跟，很大程度上出于对蒋介石“知遇之恩”的个人感情。对国民党政治路线，他内心并不完全认同。
在北平，他看到的，是另一条路在眼前展开。这一次，他不再选择被动，而是主动做出决定——留在北平。
这一选择，既有现实考量，也有价值判断。从历史角度看，这几乎是顺应大势的一步。新中国政权正在筹建，需要一批愿意合作的党外人士；而对张治中来说，这是从“尴尬中间人”走向“参与新局”的转折。
不久，毛泽东亲自提议，希望张治中在新政府中任职。面对这个邀请，他起初婉拒：“过去的政府搞失败了，我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。”话不长，却透出一种想功成身退的疲惫。
毛泽东没有顺着这个思路，而是用了一个颇具画面感的比喻：“过去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，等于过了大年三十，从今往后就是大年初一了，可以重新做起。”把大局、个人、时间点，揉在一句略带轻松的话里，很有他的风格。
这番话，既是安抚，也是劝勉。张治中听后，心底那点顾虑慢慢淡了下来，决定接受新角色，在新中国的制度设计与政权建设中认真工作。
三、从国号到国旗：细节里的参与与被信任
新中国的国家框架从1949年中后期开始筹划。政协会议筹备期间，各界代表云集北平，围绕国号、国徽、国旗等重大象征反复讨论。张治中作为党外代表，参与其中，而且不少意见被认真采纳。
国号一开始拟定为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。从字面看，气势不弱，但在一些代表看来略显拖沓。张治中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很简单，却很有逻辑的意见：“’共和’本身就包含民主的含义，’民主共和国’容易重复。我看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就好。”
这个说法，既有语言上的简练考量，也体现出对政治术语含义的把握。毛泽东当场表示认同。经过再三讨论，最终国号确定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沿用至今。
在国旗问题上，情况更为复杂。政协代表从两百多幅参选图案中筛选出三幅重点方案，毛泽东个人当时偏向其中一幅：红底，一颗大的黄色星星，配上一条黄色横杠。设计者希望用横杠象征黄河，突出“母亲河”的意象。
张治中提了异议：“杠子历来不代表河流，中间一横杠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分裂国家的标志，不太妥当。”这一点，看似只是图案上的细枝末节，实际却触及新中国象征体系的政治含义——国旗要体现统一，不能留下任何可能引发误读的符号。
这种结合美学与政治敏感性的提醒，不得不说非常到位。毛泽东和不少代表听后表示赞同，于是大家重新审视几套方案，最后选定了五星红旗。红底象征革命，五颗星寓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，这幅旗帜也由此固定下来。
从国号、国旗谈起，能看到一个细节：张治中的作用，不只是“象征性的党外代表”，而是真正在参与制度与象征体系的构建。他以前在国民党体系里担任要职，熟悉复杂政治环境的运作，到了新中国的平台上，这些经历并没有被“打入冷宫”，反而被转化为可用的经验。
建国后，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民革副主席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。职位多，肩上的担子也不轻。在党内，有人心里难免犯嘀咕：一个“旧政权出身”的人物担任这么多职，是否合适？
一时间，社会上流传出几句调侃他的顺口溜，语气颇为尖刻。张治中听说后，没有藏着掖着，直接问毛泽东怎么看。毛泽东回答得很实在：“我们党内正在进行说服教育。”张治中又追问一句：“说服了没有？”毛泽东只好笑着叹气：“还要慢慢说服，慢慢教育，没那么容易的。”
这一来一回，倒把复杂问题说得通透：一方面，毛泽东清楚党内部分同志的思想顾虑；另一方面，也明确表态，要在党内做工作，而不是任由这种情绪蔓延。张治中听完，心里有数，也就不再把“顺口溜”放在心上。
这种坦开放在当时的环境里，其实并不常见。能把问题摊开讲，本身就是一种信任。
四、白菜、游泳和那支舞：生活细节里的相知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照顾，往往体现在不太起眼的日常事情上，但恰恰是这些琐碎细节，最能说明关系的深浅。
1950年，山东某农业合作社给毛泽东送了三棵特大的白菜。菜送到中南海，毛泽东看了一眼，随口吩咐：“给张治中送一棵去。”张家收到后，夫人兴致勃勃地拿秤称重，一量足足二十七八斤。舍不得吃，索性栽进大花盆，用沙土养在客厅。没想到过了几个月，白菜心竟长出了新苗，还开了花，成了当年一桩有趣的小事。
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“分一棵菜”，其实带着一种平等相交的意味。不是公文，不是礼品，而是生活琐事里顺手想到对方。
1951年5月，张治中奉派去视察淮河治理工程，临行前身体不适，病情来得突然。毛泽东专门写信，让江青代为前去探望。1952年夏天，张治公干自西安返回北京，本想先去看望毛泽东，结果毛泽东反而抢先一步，上门探视。这种互相挂念的姿态，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1957年，北戴河度假期间，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一家一起吃饭，看电影。没有多复杂的安排，就是普通人家那种“来坐坐”的气氛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生活交往，让“党内领袖与党外人士”的关系，显得不那么冰冷。
1958年9月的外地视察，更把这种相处方式展现得很集中。那次出行，第一站抵达武汉。天气闷热，毛泽东熬夜工作，脸上略带疲态。张治中看在眼里，忍不住规劝：“还是睡一会儿好。”毛泽东却依旧精神，决定去长江游泳散心。
一行人在船上吃午饭，菜式简单：炒青菜、炒小鸡、黄瓜拌肉片，再加米饭和冬瓜汤。吃完饭，稍事休息，毛泽东便下水畅游。看着江面上的身影，张治中心里自然不免担忧，却也清楚，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缓解压力的方式。毛泽东曾邀他一同下水，他婉拒了，被打趣为“观潮派”。
第二天夜里，湖北方面安排了一个舞会，算是接待活动的一部分。毛泽东招呼张治中一同参加，他直言“不会跳”。毛泽东听了颇觉意外：在国民党时期，舞会几乎成了某种“时髦象征”，张治中却一点不会，这让他忍不住笑道：“看来你文化程度还有待提高，连舞都不会跳！”
江青从丈夫口中听说了这件小趣事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当天晚上，在舞会上，她主动走向张治中，微微一笑，伸手相请。张治中一时推脱不过，只能“赶鸭子上架”。在灯光、乐声、人群的注视下，他跳得拘谨，动作也不算合拍，却总算跟着音乐转完一圈。
一支舞跳完，毛泽东再度打趣：“你也下海了，可见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。”这种评价，说“认真”也谈不上认真，却恰到好处地缓解了场面上的拘束。张治中顺势自嘲：“我跳舞是三不管，不管音乐，不管舞伴，不管步子。”一句话，既承认“跳得不怎么样”，也把自己的窘迫化为笑点。
这场舞会，后来常被人提起。并不是因为舞跳得有多精彩，而是因为它折射出一种微妙的关系：一位新中国领袖，一位从旧政权走来的党外将领，在热闹的舞池边缘，以打趣和自嘲的方式拉近距离，并不需要刻意摆拍，也不需要官方记录。
几天之后，毛泽东接见武汉军区党代表，会谈结束后准备在大操场合影。张治中本以为，这属于党内活动，自己这种“党外人士”不宜入镜，便悄悄站到一边。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赶过来告诉他：“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。”张治中走上前来，小声说：“我就不照相吧。”毛泽东马上接话：“为什么？之前开党代表会议的时候，不是也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照相吗？”一句话，就把“界限”打破了。
这一张大合影，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明确态度：党外人士不是“临时借用”，而是长期的合作伙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视察行程中，还发生过一段与“滑竿”有关的对话。张治中建议毛泽东去看黄山风景，说山上有路，汽车上不去的地方可以坐滑竿。毛泽东却摇头：“我不能坐滑竿。”这话起初让张治中有些不解——在很多游览名胜的人看来，走不动了就坐滑竿，是再自然不过的安排。
后来到了杭州，两人闲聊时，毛泽东问：“这几天游览了什么地方？”张治中回答：“三潭印月、灵隐寺、平湖秋月、孤山等等。”毛泽东追问：“南、北高峰你没去吗？”张治中摊手：“我跑不动，又没有滑竿，所以没去。”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双腿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我有这两条滑竿。”
这句半开玩笑的话，实际上表明了他的态度：靠别人抬着自己上山，总觉得心里过不去。人家在后面流汗，他在前面看风景，这种角色分配，让他感觉不安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含蓄提醒张治中，尊重劳动、与群众保持同样的节奏，比享受“特权待遇”更重要。
从白菜，到游泳，到跳舞，再到“不坐滑竿”，这些生活片段拼在一起，呈现出的是一种长期稳定、互相理解的关系。既有政治上的信任，也有性格上的契合。
1965年以后，随着年岁渐长，张治中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，经常被各种病痛困扰。毛泽东多次派人探望，还特意送来东北出产的好人参为他补身。不过，药物和关怀终究挡不住生命的自然终点。1969年，张治中在北京病逝，享年七十岁。
临终前，他仍挂念着毛泽东和新政权，留下书信，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和祝愿。对他来说，从三临延安到北平留驻，从旧政权高位到新中国重要岗位，这一生在大潮之中漂浮沉浮，最后能在自己认同的道路上画上句点，大概也算一种安然。
回看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，既有历史大势推动的一面，也有个人性格、情感互动的一面。立场不同，背景各异，但在事关国家前途和现实抉择的关口，两人都表现出某种“能谈、敢谈、愿意一起做事”的态度。那场看似轻松的舞会，其实就是这段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：一步一步，从拘谨到自在，从隔阂到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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